今年年底在哥本哈根召開的氣候變化大會將討論后京都時代減少碳排放指標問題，作為發展中的溫室氣體排放大國，我國將面臨來自發達國家及海洋島國的碳減排壓力。采訪中有關專家談到，我國應理性面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政治壓力，堅持于我有利的立場，堅決抵制氣候變化領域的“強權政治”，為國內經濟爭取發展空間。同時，要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積極塑造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

　　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諸大建說，在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談判桌前，不論是發達國家、經濟轉軌國家、發展中大國，還是中小發展中國家，將展開激烈的國際政治博弈，國家之間將圍繞環境問題產生新的沖突與合作。“屆時，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是否應承擔碳減排指標問題是一個焦點。”同濟大學綠色建筑及新能源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譚洪衛說，西方國家將氣候變化問題政治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政治博弈的背后是經濟利益的較量，西方國家會逼迫我做出“碳減排”的承諾，對此我們清醒的認識。

　　專家們分析，中國面臨的壓力首先來自歐盟、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西方國家出于自身政治和經濟利益，把氣候變化與能源危機、人類安全聯系起來，借機大做文章，除爭奪產業調整的先機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主導權外，還可借此渲染“中國環境威脅論”、“中國責任論”，抑制中國和平崛起的進程。據介紹，美國布什政府2001年3月宣布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時，除了認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外，另一個理由就是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諸大建說：“在即將到來的談判中，美國會緊緊‘咬’住中國，逼迫中國一起承擔減排責任。”

　　我國面臨的“碳減排”壓力還來自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島嶼國家。這些國家擔心氣候變暖導致海平面上升，給他們的國家帶來“滅頂之災”，因此要求各國減排溫室氣體的呼聲極為強烈。諸大建、譚洪衛等專家談到，對于減少碳排放，中國在國際上必須從防守性的態度變為更加積極的態度，如果一味采取被動和“生硬”的態度，將面臨十分不利的局面，不僅發達國家會對我施加壓力，一些小的國家也會說我們不負責任。

　　山西省呂梁市節能減排項目交易中心總裁陳屹飆說，當前國內外媒體有一種輿論誤導，表達出來的意思就是“中國政府不愿意承擔減排義務，不鼓勵碳交易”。這種輿論誤導對我國形象極為不利，容易被國外媒體和國際上背景復雜、目的不一的非政府組織利用，攻擊中國政府只顧自身發展而不顧及全球氣候變暖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制造新的中國環境威脅論。

　　實際上，我國一直在積極采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我國在發展中國家中第一個制定了《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成立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工作領導小組。我國政府出臺的4萬億元人民幣刺激經濟計劃中，有5800億元用于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項目。我國通過調整經濟結構、發展循環經濟、節約能源、提高能效、淘汰落后產能、發展可再生能源、優化能源結構等，為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專家們談到，我們要積極開展雙邊、多邊外交，加強溝通和解釋，宣傳和展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積極態度和明顯成效，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消除國際上對中國環境問題存在的偏見。同時，讓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國當前貫徹科學發展觀，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堅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與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環境目標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