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并非城市化的城市!”

　　城市與城市化，作為當今時代幾乎無人不知的詞匯，很少引起人們對其概念本身的質疑和思考。而法國人文科學之家的米歇爾·維韋約卻在其《城市并非城市化的城市(La ville n’est pas l’urbain)》(第127-124頁)一文中深入探討了“城市”與“城市化的城市”之間的幾組對立關系：第一，一方面城市作為一個按照人的理性要求建造的生活空間，具有特定的功能性，具有悠久的歷史積淀，而且文化印痕隨處可見，甚至包括不同時代文化對基層的疊加……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城市呈現出雜亂無章，毫無文化特性，毫無深厚的歷史積淀，人們按照先來后到的順序，隨著經濟利益的驅動，將就著生活設施與商業中心的便利，比鄰而居，建筑起毫無靈魂可言的居所，漫無目標地開辟出道路交通與鐵路運輸體系。第二，一方面，多重功能密集的城市給人們帶來靈感與創造力，帶來生機勃勃的經濟活力，促進人們的思想交流與不同文化的溝通……另一方面在城市化的城市中，汽車交通路程漫長而成本不菲，城市的邊界不斷向外部空間延伸，直接對環境構成威脅。第三，一方面，城市里社會階層融為一體，不同文化相互輝映……而在城市化的城市里，社會階層相互隔離，富裕階層集中于一些封閉的街區。

　　維韋約卡的思考也是我們關注的焦點。我們終究要建設什么樣的城市?是尊重歷史、獨具個性的還是抹殺歷史、缺乏靈魂的城市?是天人合一、通暢和諧的還是環境惡劣、擁堵雜亂的城市?是公正和諧、多元統一的還是兩極分化、單調隔絕的城市?

　　三、歐洲的經驗教訓與中國的城市化

　　本論文集中有多位歐洲學者對20世紀的“大巴黎”和“大倫敦”城市發展理念和進程進行了對比探討。

　　關于巴黎城鎮群的發展，賽爾日-蓬圖瓦茲大學的迪迪埃·戴斯彭茲(Didier Desponds)教授在其《巴黎大區的新城及建設多中心城市的意義》一文中指出，新城對巴黎地區向國際化多中心大都市的布局轉型過程做出了巨大貢獻。巴黎新城即不同于屋苑式衛星城的模式(它們是為緩解住房燃眉之急而建的，與舊城難以融合)，也不同于倫敦新鎮的模式(倫敦新城在設計者心中更像是獨立的城市，與母體、城市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延續體系)，有其獨到的成功之處。

　　但是，法國文化部建筑和遺產總監布魯諾·紹費爾·伊瓦爾(Bruno Chauffert Yvart)卻對“大巴黎”的實現持更為悲觀的態度，他在《首都城鎮群的宏大承諾》一文中指出，巴黎很長時間都無法突破以環城公路為界的城郊二元分野，直到今天，郊區新城的人口依然只占全巴黎地區的10%(1999年為74.1萬)。1965年規劃的多極城鎮群并未真正實現。巴黎市和巴黎市鎮群的命運是休戚相關的，后者的設施薄弱與前者的博物館化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實現“大巴黎”的困難在近些年的法國郊區問題上體現得非常明顯。

　　反觀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歐洲城市發展的經驗教訓能夠為我們提供什么借鑒呢?無論是大巴黎還是大倫敦的模式，是否能夠直接應用于中國大城市的發展呢?中國似乎正在走西方城市走過的老路，即擴張、擁堵、郊區化等，這是不是意味著，在城市化過程中，一定要先經歷西方人走過的道路，然后再來修正他們的城市化過程造成的各種弊病?多位中國學者參與了討論，就1949年以來中國的城市發展與市民身份的變遷、長三角地區經濟思想的歷史特點、高速鐵路與長三角地區新城城市化、北京的新定位與城市發展、近代南京城市化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