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演講的主題是“新型城鎮化新在哪里？”。通過西咸新區的探索實踐和我們的思考，我想解答這個問題。

　　舊城鎮化透支環境、人口和土地紅利

　　首先應明確舊的城鎮化是什么。

　　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處在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中。其中有兩個高潮：一是在“一五”、“二五”期間。西安市就是這個時期的典型樣本。國家“一五”計劃布局的156個重大工業項目中有24個落腳在西安及其周邊。這個時期城鎮化的重要特點是企業帶動城鎮化發展。二是在1990年后這20多年，特點是以產業園區帶動城鎮化發展。二者共同點是均以GDP為導向，即產業主導城市。

　　經過6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城鎮化率跨過50%的節點，在和平條件下5億左右的農民由農村遷徙到城市。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和社會變遷，可以說，我國政府最大的成就就是在穩定發展的環境中推動了城鎮化這一巨大社會變革。

　　這種產業帶動城鎮化迅速形成規模，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我將其概括為“三個透支”：一是透支環境紅利。經濟高速發展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二是透支人口紅利。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價格低廉，是城市建設的主力軍，他們把青春獻給了城鎮化，工作在城鎮，社會保障服務還在農村，大多數依然貧困地回到家鄉，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三是透支了土地紅利。土地財政支撐了中國快速城鎮化。農民手里的土地被征用，變作城市建設用地實現增值。增值的部分用來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和配套建設，我們的城市就是如此發展起來的。

　　這種土地財政的負面影響使城市“攤大餅”式無限擴張。無論珠三角、長三角還是西安，往往都是在城市周邊進行組團開發。依靠銀行、企業和政府的力量，通過商業貸款進行開發。沿城市邊界的開發成本低，土地溢價率極高。如果這種模式賺錢，利益導向一定會如法炮制，不斷擴區；即使不賺錢也要靠預期的土地收益來還貸，還要繼續擴區。這種翻跟頭似的土地財政模式是導致城市攤大餅建設的根源。

　　西咸新區的新型城鎮化實踐

　　第二個問題：新型城鎮化新在哪里？

　　中國的城鎮化實質是由人口遷徙帶來的一場偉大的社會變遷。未來20年仍然是中國城鎮化的高峰，還有2億多人要進入城市，到城鎮化率70%左右時趨于穩定。所以，未來我們的發展一定要吸取前一階段城鎮化的教訓。我認為新一階段的城鎮化核心問題在于以社會建設來引領。

　　城鎮化要與解決“三農”問題相結合，關鍵解決三個問題：農民如何轉為城市居民、農地如何轉為城市用地、農業如何轉為城市產業。

　　第一，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西咸新區強調幾個管理：一是梯度城鎮化的管理。城鎮化的本質是人口在城市的聚集。但前提是社會分工，即大量人口由主要從事農業變為主要從事第二、第三產業。二是城鄉社會管理的一體化。三是讓農民帶著土地和勞動力兩個資本進城，農民進到城鎮后同時還擁有土地，可以就近自耕，也可以通過土地確權、流轉來實行適度規模的公司化運作，農民可以進城打工，也可以成為職業農民。四是保留一部分農業，鼓勵城市工商業資本和消費下鄉。改造傳統農業，使農業成為復合型的高附加值產業，接近或達到城市產業平均收益水平。五是社會保障體系接近或者達到城市的水平。當然還有基礎設施和社會配套，學校、醫院也都要提高服務能力和水平。

　　我之所以提出梯度城鎮化，是因為城鎮化無論是城鄉配套水平還是產業水平，都有一個梯度化的過程，這是普遍規律。北京的基礎配套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要遠遠高于西安，與西安形成一個落差。西安和咸陽又會有一個落差，咸陽和周邊縣城還有一個落差，縣城與村落也有一個落差。

　　新型城鎮化實質是人的城鎮化。人的城鎮化不要過于強調統一的標準，而要強調人的生活水平和生產方式的變革。所以不要過度強調城市配套都向大城市標準看齊，應該形成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