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政府決策應當從“實體人治”轉向“程序法治”。城市建設中之所以出現諸多決策失誤，根本原因在于決策者的實體權力過大，且缺乏必要的程序上的規制。防止決策失誤，推進政府城市建設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法治化，重點應當改變決策中的“實體人治”模式，通過決策機制的程序化控制來強化決策的外在約束，走“程序法治”之路。法治的構建很大程度上體現為“程序之治”，因為程序能夠有效防范實體權力的肆意妄為。

　　城市規劃建設方面的決策，根本目的是公共利益，實現這種公益目的，就必須在程序上防范領導干部的主觀主義、經驗主義，把民主決策、科學決策和法治決策有機地結合起來。不久前，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副主任袁曙宏透露，目前正在制定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條例，重大決策的程序也要法治化。這種將老百姓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等程序法定化的努力，目的就是為了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實現對政府尤其是主政官員實體權力的有效控制，防止決策失誤帶給地方發展深度損害。

　　再次，責任監督應當從“軟性約束”轉向“指標控制”。對城市建設發展模式的修正，面臨著極大的惰性障礙，要徹底改變這種路徑依賴，重塑城市發展的法治化權威，離不開強有力的法律問責和監督。長期以來，對于官員“大拆大建”中存在的問題，只要官員自身不存在貪腐，一般都不會納入具體的問責范圍；相反，反映在城市面貌上的“看得見的政績”，往往能夠抵消官員行政的瑕疵。這種監督問責上的“軟性約束”，也是產生城市建設法治基因缺失的重要原因。

　　現代社會，評價官員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式，就是確立科學的績效評價指標，采用科學的方法對行政行為的效果進行考察評估，從中決定官員行為的責任后果。因此，城市建設模式的修正，需要依法實施“指標控制”，在此基礎上進行可操作性的監督和問責。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這對糾治那些為了政績工程、面子工程而亂決策的行為具有鮮明的針對性。通過不斷健全硬性的考核評價指標，從行為的實際后果上確立對官員的責任監督，才能強化官員的內在約束，將城市建設發展思路、決策、方式等導入法治化的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