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黃育川撰文指出，由于印度與生產率相關的好處要低得多，農村勞動者遷移至城市的動機就遠低于中國，同時由于房價高得離譜，印度城市生活成本相對較高，農村勞動者就更不愿遷移至城市。同樣虛高的房價加上其他因素（尤其是物流瓶頸），使得印度制造商在全球市場競爭時處于成本方面的劣勢，盡管它們的薪資水平較低。最終結果就是阻礙了印度的發展。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人們普遍預期，有了莫迪(Modi)的“魔法”、充裕的年輕勞動力以及更為自由的政策機制，印度最終將充分實現其經濟潛力。最近印度調整了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方式，結果使一些人宣稱，該國可能已經取代中國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然而，要想像中國那樣取得持續成功，印度就需要認真審視一下，與中國相比，本國的城市化進程為何遭遇慘敗。

　　40年前，這兩個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為貧窮的國家面臨類似的經濟前景。由于大部分勞動力一直從事自給農業，而且自然資源相對匱乏，它們發展努力的成功與否將由城市化進程決定。1980年，印度的城市化率為25%，比中國的20%領先一步。現在，中國的城市化率增長一倍多至53%，而印度僅略微增長至32%，甚至在這個水平上，它的城市還以更為隨處可見的貧民窟為特點。一些人相信，中國的城市化率甚至可能已經達到了飽和點。

　　中國由工業化驅動的快速城市化進程導致其實際薪資水平持續兩位數增長，從而使得約6億農村人口擺脫貧困，同時中國從1980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10%的GDP增長有一半來源于此。相比之下，盡管服務業發展引人矚目，但印度沒有實現制造業部門的蓬勃發展，大部分勞動力仍從事生產率低下的農業活動。

　　因此，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許多人認為調整城市化進程對印度的發展日程至關重要。當前討論大多集中在改善城市制度、教育和市政融資的細節上，目的是促進規模更大、生產效率更高的城市產生。但這種討論大多沒說到點子上。盡管中國的制度同樣有缺陷，而且與印度不同，現在它仍保留著阻止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商業中心的限制性戶籍制度，但中國仍取得了成功。然而，在今天的印度，并不存在讓城市化進程更具活力、以及由生產率推動城市化進程的基本刺激因素。要想創造這些刺激因素，就需要更好地理解問題的本質。

　　兩個簡單指標可以闡明印度失敗而中國成功的原因：兩國各自的城市與農村收入比，以及城市房價。

　　收入比可以讓人們了解城市和農村生產率的相對差距。中國的該比率為3.2，為全球最高水平。平均而言，城市勞動者的生產率是農村勞動者的3倍多，相應的薪酬比也是3倍多。因此約2.7億農民工蜂擁至城市來從事薪資更高的工業工作就不足為奇了。同時印度的該比率是1.6，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的最低之列，這表明其城市的生產率僅略高于農村地區，城市也缺乏更高收入的吸引力。

　　另一個關鍵指標是中印房價的相對差距。在過去10年里，中國特大型城市的房價按人民幣計算上漲了4倍，按美元計算上漲近6倍。難怪全球金融新聞都是對中國房地產泡沫的擔憂。然而，盡管房價漲幅驚人，但北京和上海的房價仍然只有印度新德里和孟買的一半。

　　因此，由于印度與生產率相關的好處要低得多，農村勞動者遷移至城市的動機就遠低于中國，同時由于房價高得離譜，印度城市生活成本相對較高，農村勞動者就更不愿遷移至城市。同樣虛高的房價加上其他因素（尤其是物流瓶頸），使得印度制造商在全球市場競爭時處于成本方面的劣勢，盡管它們的薪資水平較低。最終結果就是阻礙了印度的發展。

　　正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研究強調的那樣，印度城市生產率與農村生產率之比較低，部分是因為其廣為人知的投資和定價機制的扭曲，但較少人認識到城市土地管理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

　　印度房價過高反映出兩種陳舊做法的影響。一個是過去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做法，即將大塊寶貴的城市土地保留下來供政府使用，包括為公務員和兵營保留龐大且浪費性的地產。另一個做法則產生于過時且過分僵化的建筑法令，這些法令不鼓勵在主要城市的核心區集中開發商業活動和住房。這把開發活動趕到了郊外，從而很難通過集群化來提升生產率。

　　除非這些問題得到解決，否則印度不可能獲得更加快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帶來的發展益處——而在過去40年里，快速城市化和工業化是中國和大部分東亞國家的特點。

　　本文作者是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高級研究員，曾任世界銀行中國業務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