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資料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在長三角的首位度(主要以GDP衡量)，除了上世紀90年代早期“浦東開發開放”這一段時期有所上升以外，總體上是持續平緩下降的。

　　有分析人士認為，上海在長三角的地位都在下降，那么更不要說在全國了。然而，屠啟宇認為，如果用全球城市區域的概念來看，這正顯示了長三角這一整體系統更為成熟、更為完善，而沒有一城獨大。因為作為區域，也比較首位度的話，長三角在全國的首位度在上升。

　　全球城市區域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就是，在整體上升的情況下，核心城市首位度不一定特別高。一個足夠成熟的全球城市區域，實際上是整個區域意義上板塊的提升;若全球城市區域的核心城市首位度高，反而說明其依存度大，也就可以說，該全球城市區域成熟度還不夠。

　　“在區域層面上，京津冀的層級性相對還不夠豐富，可以說，作為全球城市區域，其成熟度還不夠高。”屠啟宇表示。

　　成渝等地區是潛在的全球城市區域。而受訪專家均認為，在中西部，整體的城市發育，基本上是一城獨大但尚未到達“單個城市過大、需要功能疏解”的階段，更別說到城市區域階段了。包括成渝、中三角等地區，核心城市還是有比較大的空間、承載能力，還在繼續集聚的過程當中。

　　“中西部現在總體上處在首先還是核心城市能級提升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可能還有一個持續。”屠啟宇認為，“如果說我們做一些超前謀劃的話，在中西部，還是要在區域尺度上把好框架，二三級城市要有一些框架性想法，為未來布局。”

　　中國“全球城市區域”面臨挑戰

　　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功能性的一體化發展已經遠遠超前于制度性安排的一體化發展，換句話說，制度性的安排沒有跟上現實的功能性的“跨界”，這是當前建設全球城市區域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

　　“我們缺少自下而上的倡議，”韓筍生對記者表示，“我們現在聽到了很多的頂層設計，我們也聽到了一些下面的聲音，但是他們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沒有很好的公眾的參與，我們缺少這個信息，在規劃的過程當中缺少底層公眾的參與，一直到決策已經做完了之后，可能才聽到了一些公眾的聲音。”

　　近滬區，包括江蘇、浙江一部分，如昆山、嘉興等地，實際上同上海的經濟等聯系，已經遠遠超出了與其行政所屬省份城市的聯系，無論是在經濟生活，還是在社會生活等方面。長三角全球城市區域的形成顯然是市場推動的，而不是政府推動的，并由市場反推政府要進行一系列的協調。

　　屠啟宇表示，現實的功能已經跨界了，但行政區劃沒有做出響應。當然，這并不是說誰吃掉誰，而是說可以進行協作，實質的協作，這種協作的層次可以很深、內容可以很多。跨界是一個好事，更是一個趨勢，但關鍵是現在從硬件到軟件的建設當中，包括在體制上，我們對于跨界適應性還不夠，政府層面上沒有對全球城市區域中的跨界做好充分的準備。當然政府有行動，但是做得還遠遠不夠。

　　另外一個重要的挑戰就是缺乏全球城市區域級別的規劃。受訪專家認為，無論是正在形成的還是有潛力的全球城市區域，其中沒有一個有一個系統性的規劃。“沒有從總體的框架來規劃成一個全球的城市區域，沒有考慮到它的基礎設施，它的地域設施，還有其他一些，比如像住房、商業設施、服務，等等。”韓筍生說。

　　韓筍生還表示，對現有情況、現有狀態的遠景規劃方面考慮不足。有一些城市非常全球化，更加發達，比其他的城市要遠遠城市化。事實上，我們需要采取一種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衡量，而現在在我們的全球討論當中，這個是缺乏的。

　　不過，韓筍生也強調，應避免過度規劃，“有的時候我們管它叫干預，或者是指導，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應該在一個非常宏觀的層面上去進行規劃。”韓筍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