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非常認可馮先生說的“如果失去了千姿百態的文化個性和活力，傳統村落的保護將無從談起，‘留住鄉愁’也將落空”。但我對他所持的主要觀點及其觀點之間的邏輯混亂，卻保留我個人不同的看法。

　　莫把農民當農奴，農民進城是人權

　　馮驥才用《圍城》里的說法來比喻當下傳統村落的變化情況：里面的人急著要出來，外面的人急著要進去。對此現象，馮先生持反對態度，并將批評意見指向老房子里的當地農民：村民對于傳統村落缺乏文化自覺，他們現在還認識不到村落文化的價值。馮驥才號召知識分子“把書桌搬到田野上，到村民中開啟民智”，“才是當前知識界最重要的工作”。這個就是馮驥才對于村民離開鄉村的看法：留住他們，保持“原汁原味”的鄉土文化，繼續用牛耕地，用麻織布，才算對得起千里迢迢前來采風的文人雅士？

　　對于從城里來到鄉村修改舊房老舍的市民和文藝青年，馮先生怎么看？他說“傳統村落從來就沒有民宿。現在許多人跑到傳統村落里大建民宿，不倫不類”。意思是說，老村子，只能保持原來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外來者不應該讓他們進來。最好把古村加一個玻璃框，與外界隔斷經濟文化聯系，才能滿足文人雅士“觀賞裹足女人”的偏好？

　　這種用靜止的、永恒不變的、為滿足少數精英階層的懷舊需要而希冀鄉村不要步入現代化潮流的觀點是不會受到社會的認同，不會被農民和市民接受的，也不利于鄉村景觀的保護、鄉村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的。在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大潮席裹之下，希望農民被“開啟民智”而留在鄉村，希望市民不要涌入鄉村尋覓“第二住宅”的想法，是與其他率先完成后工業化、逆城市化的西方國家的經驗背道而馳的。

　　從人類的普遍權利角度來看，國民有權利選擇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居住、工作和生活，自由遷徙權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無論是農民進城、還是市民下鄉，都是現代國民的基本權利。當今世界多數國家的憲法都有公民遷徙自由的規定，如日本、德國、瑞典、意大利等國家都在本國憲法中賦予公民遷徙自由權。日本國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在不違反公共福祉的范圍內，任何人都有居住、遷徙及選擇職業的自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亦在判例中確認，美國公民有移居任何一州并享受移居州公民同等待遇的權利。遷徙自由也是聯合國確認和保護的基本人權之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就規定了公民有遷徙和選擇住所的自由，而且中國政府已于1998年10月5日簽署了該《公約》，并多次宣布將實施該公約。

　　當然，過去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體制限制了人們的自由遷徙權。這種限制公民自由遷徙權的行為已經不適應當今社會發展的需要。

　　1954年，中國頒布實施第一部憲法，其中規定公民有“遷徙和居住的自由”。1958年1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為標志，中國政府開始對人口自由流動實行嚴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確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在事實上廢棄了1954年憲法關于遷徙自由的規定。但直至1975年，中國大陸憲法才正式取消了有關遷徙自由的規定，此后一直沒有恢復。這不能不算是中國社會建設方面的一種深深的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