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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舊城進行的“根本性的改造”，包括“故宮要著手改建”“城墻、壇墻一律拆掉”“把城墻拆掉，濱河修筑第二環路”。

　　謝蔭明、瞿宛林在《黨的文獻》2006年第5期發表《誰保護了故宮》一文，引用“《原北京市委設想改造故宮方案的照片》文字說明”，介紹了“參與其事”的“少數規劃人員”描繪的“四種改建故宮的平面圖和鳥瞰圖”——

　　第一方案是拆午門，在午門位置上建中央大樓，使天安門成為黨中央入口之大門；第二方案是拆端門，在端門位置建中央大樓，把中南海黨中央和國務院遷至市中心位置，黨中央設三個主要門：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中南海改變為群眾性公園。第三方案是將故宮及天安門全拆，“徹底打碎封閉森嚴的封建藝術布局，代以開敞明朗活潑的氣氛，使莊嚴美麗現代化的新型建筑，代替已經古老落后的帝王宮殿建筑”，以“五組建筑圍繞在主體建筑周圍布置，以象征‘工農商學兵’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第四方案更是徹底，要將故宮、中南海、南河沿以西民房全拆，“中心思想是把黨中央和國務院辦公用地放在城市中心部分，全部改建故宮，保留有象征意義的天安門作為黨中央和國務院的主要入口”。

　　“快意圖”

　　1958年北京總體規劃方案上報中央以后，北京市規劃部門立即展開分區詳細規劃研究，對舊城從整體上應該建成什么樣，做出多種方案，這項研究一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進入高潮。

　　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副院長董光器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古都北京五十年演變錄》一書中，印出9張這一時期完成的北京城區規劃方案圖，顯示舊城之內，基本沒有保留胡同系統和成片的四合院，取而代之的是多層和高層建筑；從天安門到故宮，或只保留部分建筑物，或全部拆除重建。

　　“故宮能不能局部改建，護城河能不能改成暗河，在當時也是十分敏感的問題。”董光器在書中寫道，“市委、市政府沒有明確的指示，但在學術界，包括歷史學家在當時也確有世界上沒有永恒的存在，萬事萬物均在變化之中的說法。何況當時的規劃只是一種模擬試驗，并非實施方案，思想不妨放開一點。因此，有的方案做了對天安門城樓和太和殿的改建方案。”

　　董光器回憶道，在舊城詳細規劃研究過程中，市委和黨中央都沒有對此進行正式討論，唯有周恩來總理在1958年總體規劃上報前，小范圍地聽過一次匯報。

　　當聽到舊城改建大體需要花費150多億元時，周恩來說這是整個抗美援朝的花費，代價太高了，你們這張規劃圖是一張快意圖，我們這個房間就算是快意堂吧！

　　看到規劃方案在中南海西側副軸終端放了一組大型公共建筑，準備建國務院大樓，周恩來明確表態，在他任總理期間，不新建國務院大樓。

　　董光器的感受是：“周總理在當時對加快舊城改建持保留態度。”

　　陸定一：故宮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

　　“大躍進”時期，文化部的一些機構被下放至北京市，其中包括了故宮博物院。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黨組提出《關于故宮博物院進行革命性改造問題的請示報告》(下稱《請示報告》)，認為需要“堅決克服‘地廣人稀，封建落后’的現狀，根本改變故宮博物院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