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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仁之，歷史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他于1936年畢業于燕京大學，后留學英國，獲利物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84年該校又授予他榮譽科學博士學位。

    他被稱為北京史的巨擘，如果沒有他，人們恐怕難以像今天這樣明白北京的歷史。

    他被公認為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開拓者之一，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將他譽為中國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學家。

    他是最早接觸《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中國人，如果少了他的敏銳和果敢，我們或許要在“申遺”的路上徘徊更久。

    當我國目前已經入選的33項世界遺產的光芒閃耀于天地之間時，當更多的文化遺產因獲得有力保障而轉危為安時，一個名字值得記憶與敬重，那就是中國“申遺”第一人———今年九十六歲的侯仁之。

    幽深靜謐的北大燕南園，一時尋不到侯仁之先生所在的61號。

    攔下一位騎車的中年人問路，剛一報出門牌號，那人便問，“您是到侯仁之先生家去吧？”隨即指了指不遠處的二層小樓，又補充一句，“侯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家，我入學時聽的第一個講座就是他講北京城的歷史。”

    步芳齋是侯仁之住所的雅稱，今年九十六歲的老先生端坐在簡樸的客廳里。由于帕金森癥的困擾，他無法行走，一見到記者就雙手合十，為不能親自迎接而不住地道歉。

    “約好早上九點采訪，您瞧，老先生七點就穿好衣服坐在這兒了，可認真了”，大兒子侯方興提供的“背景”，更讓記者暖意在心。

    把剛才中年人稱他為“大家”的話轉述給侯仁之，他費力地抬起手，搖了搖，一字一頓：“我算不上‘大家’，千萬不要這樣說。”

    停在半空中的手，布滿青筋和皺紋。這雙歲月蝕刻的手，承載著太多動人心魄的記憶。而最讓人難忘的是，二十多年前，正是這雙枯瘦而有力的手，拉開了中國“申遺”的厚重帷幕。

    從兩塊城磚講起的故事

    中國的“申遺”故事，要從那兩塊城磚講起。

    1980年的春天，文革的陰霾漸漸散去，中國拖著疲憊不堪的身軀從沉寂走向昂然。就在這個春天，侯仁之接受了美國和加拿大幾所學校的講學邀請。距離上次漂洋過海去異國求學，已經二十多年過去了，新鮮的信息、新銳的思想撲面而來，時代的發展和進步讓侯仁之為之振奮與興奮。興奮之余，他沒忘了這次出國還要完成學校交給他的一項重大任務———應美國匹茲堡大學師生的強烈請求，為該校帶去兩塊中國城磚。

    城磚在當時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上世紀60年代北京修地鐵，把城墻基本上全都拆了，那些城磚有的被用去修防空洞，有的散落到民間，小胡同、大雜院里常能見到。

    一番精挑細選，北京大學選定了兩塊帶字城磚，總重近50公斤。這么重，不便攜帶，在那時只能海運，而海運的時間較長，一般要一兩個月。正好這時候侯仁之接到匹茲堡大學的邀請，北大就請他先將兩塊城磚的照片和文字拓片帶去，并由他代表北大贈送給對方。

    侯仁之有些納悶，兩塊再平常不過的城磚，為什么會引起對方那么強烈的興趣？

    到了匹茲堡大學，他被領進一間布置得很“中國”的教室，紅木桌椅、高懸的孔子像，古色古香，一切元素都來自神秘的東方。原來，這所大學有18間以國家命名的教室，這間就是其中的“中國教室”。匹茲堡大學原打算將兩塊城磚鑲嵌在這間教室的墻壁上，但知道這城磚上有字后，他們決定將城磚放在圖書館公開展覽，并舉行了隆重的贈送儀式。

    國人視同棄物的舊磚頭，卻被外人視為寶物，這令侯仁之感慨、感嘆，“我們還有無數更為珍貴的東西，尚未得到如此的重視與愛惜”。

    兩塊城磚，沉甸甸地壓在心頭。

    在美國考察期間，侯仁之結識了很多學者，接觸到很多新鮮事物。198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時，他第一次聽說國際上有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而此時，這個公約誕生已有12個年頭了，但國內幾乎還沒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