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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政府采購是“專家采購”，即通過專家的判斷與比較，選擇出最適合政府消費者使用的商品。雖然評標結果往往還可能受其他諸多因素影響，然而不可否認，評審專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何減少專家的自由裁量權？如何保證評標標準和結果的科學和公正？各種措施是否能達到預期目標？一直是業內關注和思考的問題。然而，在某些國家的政府采購模式中，并沒有“專家”這個角色，本文作者了解這一情況后有所啟發，向目前的“專家采購”發出質疑——

　　隨著政府采購發展，供應商維權意識的增加，投訴越來越多。引起投訴有許多方面的原因，評標制度的不完善亦是其中之一。一些項目的評標結果可能是由于某一專家的原因，否定其他專家意見，而造成的不公正、不合理，《政府采購信息》報402期四版頭條《如何從程序公正走向結果公正》一文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一般而言，“不相關”的第三者評判會比較公正，然而這是建立在制度健全、機制公平的基礎上的；如果該前提沒有實現，得到的結果可能是背道而馳。所以在目前評審制度不完善，專家責任和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把結果的決定權完全交給“第三者”的專家是有風險的，分析如下：

　　生殺權在握責任卻不明評標專家掌握著供應商中標與否的生殺大權，卻并不為此承擔相應的責任。質疑也罷，投訴也好，以及項目能否順利實施，與專家何干？即使項目砸鍋了，專家們也不會為此承擔任何責任。更有甚者，有些供應商反映：某些專家主動與相關供應商聯系，表示自己是政府采購咨詢專家，暗示供應商最好有所表示。為何會產生這種情況？權力太大且責任不明是主要原因。雖然財政部在18號部長令第四十九條中規定評審專家要“對評審意見承擔個人責任”，但到底是什么樣的個人責任？如何承擔？均無相應規定及措施。

　　不可或缺的監督“缺了”雖說要求專家“遵紀守法，客觀、公正、廉潔地履行職責”，但由于缺少必要的監督措施，往往靠專家的道德、良心給以保障，規定只等于空話。還有許多專家與供應商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監督管理部門了解甚少。在專家數量較少的情況下，某些供應商甚至可以把所有專家均納入公關范圍內，這就是為什么有的專家在這次評標時表現得很“公正”，而在另一次評標過程中卻傾向明顯。

　　回避制度且喊且停18號部長令第七條規定：“在貨物服務招標投標活動中，招標采購單位工作人員、評標委員會成員及其他相關人員與供應商有利害關系的，必須回避。供應商認為上述人員與其他供應商有利害關系的，可以申請其回避。”似乎給了供應商可以要求專家回避的權力。此立法目的很好，因為供應商是最有力的監督力量，而且供應商可能更了解某專家是否在某公司任顧問等情況。但又有規定：“……評標委員會成員名單原則上應在開標前確定，并在招標結果確定前保密。”那么供應商根本不知誰來評標，如何要求其回避？供應商只能在評標結果出來后的中標公告中了解評審專家名單，而此時申請回避，重新組織評標又浪費更多的社會資源；加上目前部分地方并未按法律規定及時或完整地公布包括評審專家名單在內的中標信息，供應商的監督無形中又多了一層障礙。

　　來去匆匆評審勉為其難每次招標，少則5～6家，多則十幾家供應商參與投標。筆者對招標文件做過一個統計，在大部分情況下，每份投標文件至少10～30萬字，有些投標文件多達60～70萬字。即使我們剔除一些商務文件，如各種證書復印件等只需瀏覽一下的內容后，每次需要評審的投標文件字數仍然不少。試想：專家如何在那么短的時間內審閱完所有投標文件，并對其方案優劣、設備選型合理性等做出客觀、公正的判斷？再加上一些地方為了保密，在評標前不公布詳細的評標細則，而是專家當場消化、討論再定，評標標準執行的程度和效果可能有所“折扣”。

　　主觀干擾結果難以客觀在工作中，筆者及同事在一些重大項目評標前，無一例外都制定了詳細、嚴格的指標體系和打分標準，但也很難保證每次都能得到一個客觀、公正的結果。如某評標專家對其中意的投標人全部取上限，而別的投標人全部取最低限，累計后的差值足已否定其他專家的意見。

　　因此筆者認為，評標結果完全由專家決定是有前提的，制度的完善和評審專家責權明晰是根本保障。雖然我國不能像外國政府采購一樣完全取消專家評審，但至少應減少評標專家的權力，尤其是減少專家的自由載量權，同時要發揮集中采購代理機構的專業作用，各位以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