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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的城市改造已經打上了仇和的印記。如果用地理學家大衛·哈維的話說，這個印記就是昔日巴黎式的“創造性破壞”。而破壞延續的是另一種軌跡的再生。

　　19世紀中期的巴黎就經歷了一場“巴黎大改造”，以今日巴黎四處可見的林蔭大道，取代了昔日的中世紀城市面貌。

　　從東部眼光看去，偏安西南的昆明已經摸黑上道，開動了“無剎車的高鐵”，如今兩年有余。應該承認，仇和給昆明帶來了變化，例如“治人先治官”之河長制度，使流入滇池的古老六河之水變清；二環路修通以后，市內交通確實暢快了；城市的街道種滿了樹；政府機關辦事效率提高了。

　　爭議之事當然亦不少，例如城中村改造，已經動工的城中村改造項目差不多都存在擴大化的問題，而將在這些地方出現的并不是“保障房”，而是“高端住宅區、高端寫字樓、SOHO、購物中心、時尚步行街、超市、體育中心”。這背后透出的正是社會張力，一頭是目標遠大，手握規劃圖，身后是無所不及的執行力，另一端則是無從表達自己的居民，只能以生于斯長于斯的一種生活習慣或信念來體驗自己熟悉的城市變成巨大恐龍。

　　其實這種“創造性”并非要采取“破壞”的方式體現。例如引起非議的“拆防盜籠”。這件事最后以政府埋單得以推行。我曾觀察了昆明市街頭的兩種防盜籠，外挑式的和封閉式的。平心靜氣說，前者比后者的美學價值高。我希望改造者能夠懷著一顆平常人過日子的心，走過街巷，重新打量一下這些“丑陋之處”。他們應當幫助這些人加固防盜籠。

　　城中村改造也是一樣。許多被擴大化的城中村仍然在頑強抵擋。這里實際上也有共贏的可能。例如居民提出的自我改造方案。這種舉動體現了居民參與城市改造的主體性，這是昆明這個城市的生命和靈魂之所在，地方領導人應當響應這種動議，使已經形成的對立化為共贏。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昆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