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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與中方專家討論，巴拉金用鉛筆畫了一條線，把中軸線從原來最北端的鼓樓和鐘樓穿過去，繼續向北移。這個舉動把中方專家嚇了一跳，城市規劃家李準回憶說：“巴拉金拿了支鉛筆，畫了一條'中軸線的延長線'。這個畫得可厲害呀！過去我們想都不敢想”。

　　穆欣和北京市的城市規劃家有不少合作，與清華學者梁思成也有接觸。梁氏特別欣賞穆欣提出的五點意見，認為值得中方借鏡：建筑要符合斯大林所提的“對人的關懷”；要視建筑也是一門藝術；要重視建筑的民族性；要明確認識到建筑和都市計劃有其重要的思想性；以及建筑需要有整體性。在民族性方面，穆欣在中國大力提倡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內容，民族形式”的政策，認為中國要致力建造富有民族傳統風格的建筑物。 有關北京城市中心的問題，穆欣以蘇聯的經驗提出了一些看法：“在大城市中，行政社會機關數目很多，事實上難于集中在一起，因此必須有幾個中心，但也有所謂'總中心區'集中一切重要黨政機關及市內重要機關。……從規劃上來考慮中心區；中心區首先是一個大廣場，周圍有大建筑。或幾個商場用大路聯系之，每個中心要代表建筑藝術，是城市的骨干。” 穆欣的看法與巴蘭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沒有多大分別，所不同的是他特別重視建筑的藝術性，這點和一向強調建筑藝術的梁思成的看法相同。穆欣主張保留北京的舊城墻， 與梁思成的看法也不謀而合。

　　另一專家巴拉金也被聘請來協助北京城的設計。巴拉金雖然欣賞北京傳統的中軸線的設計，但并不認為中國人視之為神圣的中軸線不能修改。有一次與中方專家討論時，巴拉金用鉛筆畫了一條線，把中軸線從原來最北端的鼓樓和鐘樓穿過去，繼續向北移。這個舉動把中方專家嚇了一跳，根據城市規劃家李準的回憶：“巴拉金拿了支鉛筆，畫了一條線，就叫'中軸線的延長線'。這個畫得可厲害呀！過去我們想都不敢想”。“有些人覺得，城墻不能動啊，文物要保護啊，你把城墻拆了，一直伸延過去，一直到〔現在的〕北四環，南邊畫到南四環。這個變化是厲害的。從規劃來說，這個手法是很厲害的，而且很好！” 巴拉金這些新穎的想法，打破了中國傳統的觀念，引起了注意。假如要延長中軸線，牽涉的問題便很多，包括要改變傳統的思維，在當時必然會非常困難。所以巴氏的建議，當時只算是一些新鮮的意見，不過已令中方專家大開眼界。1950年代初，對于北京城的規劃，穆欣和巴拉金二人的確產生了一些觀念上的影響。但因為他們都是向國務院借過來的，來華的時間又受到限制（例如巴拉金，每星期只來一次）， 故參與北京城規劃的時間比較有限。

　　1955年2月，北京市成立都市規劃委員會（簡稱“規委會”，又稱“市委專家工作室”），取代原來的都市計劃委員會。新的委員會名為“規劃”，而非原先的“計劃”，顯然是希望把以后北京都市重建視為一項更有統籌、組織和有專業性質的工作。同年4月，北京市政府聘請了第三批蘇聯專家來京作為“顧問”，“進行總體規劃的研究和編制工作”。 在都市規劃委員會主任鄭天翔的領導下，這批專家展開了比以往更全面更大規模的城市規劃工作，其中包括重要的天安門改建工程。

　　這批專家一行九人，各有專長，包括組長、規劃建筑師勃德列夫、規劃專家茲米耶夫斯基、城市設計專家阿謝耶夫、女經濟學家尤尼娜、公共交通專家斯米爾諾夫、上下水道專家雷勃尼科夫、煤氣專家諾亞羅夫、供熱專家格洛莫夫和建筑施工專家什拉姆科夫等人。這些專家分批于1955年4月及7月抵達北京，彭真市長親自接待。聘約初定為兩年，后來因為中方需要，有些專家還續了約（例如勃德列夫），而且因為來華的時間比較長，有些還攜同妻子前來（例如阿謝耶夫）。 專家們于1957年底在合約期滿后回國。這批專家，在蘇聯本土并非全是頂尖的人物，但都有相當豐富的工作經驗，例如勃德列夫曾任莫斯科總體規劃學院建筑規劃工作室主任，茲米耶夫斯基是莫斯科總體規劃的技術負責人，而阿謝耶夫曾任莫斯科設計院建筑施工組領導人。

　　中方為蘇聯專家制訂了相當緊密的工作時間表（包括學習中文），兵分數路，分開總圖組、市政組、交通組、力能組（有關供熱系統）和設計與建筑組等方面，為改建北京城定下一個全盤的策略。關于天安門的規劃，亦是這批蘇聯專家的要務之一。專家組來華的第三天，行裝剛卸下，鄭天翔即陪同他們“沿著南北中軸線計劃，觀察全市面貌，曾上了景山、鼓樓、天安門，并看了前門。” 從這批專家的名單中，可以看出組長規劃建筑師勃德列夫、規劃專家茲米耶夫斯基和城市設計專家阿謝耶夫是參與天安門廣場規劃的主力。但這三人之中也各有分工，例如勃德列夫和茲米耶夫斯基專注于制定北京城的規劃總圖，而阿謝耶夫（施工專家什拉姆科夫加以協助）則負責具體設計工作。他們還不時在規委會講課。根據一項不完全的統計，從1955年至1957年，蘇聯專家共講課約216次。后來整理出來的部分講稿就有17冊，超過150萬字。這些交流，中方承認“對培養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干部，提高業務人員的理論、技術水平有很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