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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有幸能在此與中國城市規劃協會的同仁們探討一下目前澳大利亞特大城市發展戰略及城市規劃模式的演變。

　　為此筆者特別比較了中澳兩國之間城市管理所面臨的諸多差異，如城市化進程以及由此導致的配套基礎設施投入的壓力等方面，目前中國都大大高于澳大利亞。盡管從1975年到2002年澳大利亞年年均人口增長率（1.3％）略高于中國（1.2％），但中國的人口總量超過澳大利亞2000萬人口的65倍以上，這意味著城市發展政策所面臨嚴重壓力。而且中國城市化進程與經濟發展同步向高端財富創造模式轉變。目前，在中國僅37.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澳大利亞有91.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中國擁有較多超大規模城市，如上海、北京大約1400萬人，武漢超過800萬人口，而澳大利亞最大城市——悉尼，僅410萬人，相對較小而易于管理。

　　盡管有大量不同的特征，筆者認為在兩國間對特大城市進行比較研究是很重要的。因為作為規劃工作者所面臨的問題，都是沒有國界的，如交通的持續性，住區的可供量、基礎設施的經濟效益性等。

　　1 澳大利亞——高度城市化的國度

　　首先從澳大利亞的城市發展看，19世紀早期幾乎沒有任何現在所熟知的城市和集鎮，澳大利亞的城市是在原始自然的土地上強行殖民主義經濟的杰作。幾乎從一開始，澳大利亞以羊毛和黃金為主的殖民地經濟就集中于日用品現金交易和國際貿易。生產經濟從廣義上說相對先進，因為如經紀業、金融業、法律和其他城市服務業等細劃分工已初步具備，這正是寡頭資源型企業發展所需求的。這種經濟結構帶來了快速的城市化。

　　澳大利亞產生國際化大城市的速度可謂“眨眼之間”，從誕生至1861年，僅25年間，墨爾本就位居歐洲殖民地的大城市榜中，人口達到12.5萬，而當時北美也僅有7個城市超過它，它比與之同期（1830年）建立的芝加哥的人口都多。當時的悉尼擁有人口9.6萬人，也屬于世界級大城市。

　　今天，盡管世人對這個國度的印象依然是廣闊的開放空間，自由漫步的牛仔們和袋鼠，澳大利亞已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澳大利亞城市化模式的另一個特征是相當比例的小城鎮早期依靠地方資源開發而產生，隨著產品技術的推進和資源的消耗而逐漸萎縮。如許多高級商務活動都向大城市和地區中心城市集中。從某種意義上說，澳大利亞幾乎是一種流動的城市化模式，由少數的大城市（通常是州府城市）統領全國，這也是特大城市戰略規劃變成澳大利亞的首要規劃問題的原因之一。

　　2 大城市最初的沖擊

　　整個19世紀到20世紀早期，在澳大利亞關于城市設計、土地劃分、鄰里關系結構問題都依靠公共健康法律中的片段規定來解決，主要是為了保證有效的交通系統，各類公用設施的可達性和功能沖突的用地間的有效隔離等。

　　澳大利亞早期全面規劃立法的進程受到英美模式的極大影響。英國的花園城市運動被廣泛接受，它著眼于村莊式的自給自足和獨立單位的生活方式。美國模式具有較強影響，特別是它對作為保證城市秩序化發展的有效手段——“區劃”的倡導，區劃為居民、投資者、基礎設施供應者等各方面提供了確定性。美國建筑師和城市規劃師也同樣影響了澳大利亞早期關于城市發展理想模式的探討。其中以基于“草原學校”（塔里埃森）的芝加哥學派提倡的低密度與自然和諧的郊區模式最為突出。“草原學校”理論對澳大利亞的影響在賴特的門生沃爾特·伯里·格里芬（W·Griffin）對堪培拉的新城規劃中可見一斑,現為澳大利亞聯邦政府首府。該規劃方案在1911年所舉辦的國際征集競賽中勝出。至今堪培拉依然體現出Griffin和他的搭檔Marion Mahoney最初所追求的原則，即基于自然郊區建設、私車出行為主導、住區的和諧性等內容。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曾強烈影響澳大利亞早期規劃實踐的海外理論都源于“舊世界”對工業化的應變和“迪更斯型”城市的創造。城市化結果表現出一定的復雜性，即一方面表現出產品規模化的效率性，而另一方面卻又逼迫工作人員們必須適應不健康、難看、甚至有些不宜群居的生存條件。這些情緒帶來了一定程度的“逆城市化”，這是一種對前工業化城鎮生活回歸的渴望，因為其具有更簡單清晰的城市結構，經濟、社會、環境更佳的平衡。

　　盡管在城市規劃立法過程中從來沒有明確地支持這種逆城市化觀點，但筆者以為它為迄今仍普遍流行于澳大利亞的郊區化城市模式奠定了基礎。此類郊區化城市注重創造私密的居住空間的和諧性，即在每塊土地上建立擁有較大花園空間的獨立住宅，新鮮的空氣把城市工業和商業所產生的污染及麻煩安全隔離。

　　3 二戰后——郊區化大城市

　　因為資源豐富而具有的日用品價格優勢，使戰后的澳大利亞經濟保持著持續的繁榮。特別是羊毛、礦產、牛肉帶來的優厚的出口收入使得政府能夠對企業實施一種高度地方保護政策。在堅實的關稅保護壁壘之下，諸如汽車、重工業和其他制造業得以迅猛發展，特別是維多利亞州（首府為墨爾本）和南澳大利亞州（首府為阿德萊德），大規模的公共住宅得到發展，為急速擴充的企業工作者提供棲身之所。事實上，當時勞力的需求非常強烈，以至于澳大利亞政府實施大規模的移民計劃，鼓勵歐洲和英國技術嫻熟或半熟的工人移居澳大利亞，大批移民都是經政府特別優惠政策入關。

　　從二戰后到1970年代早期，澳大利亞名義上是一種保守型的政府體制，它一直實行著一種福利政策，通過銀行融資部門調節，政府對房屋業主、小工商業主及農民提供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完全來源于稅收和財政收入。在這段“大繁榮”期內，財富持續增長，機遇廣泛分布于全國各領域及各階層。

　　從城市發展角度看，這段時期的顯著特點表現在私人住宅置業和私車擁有的迅速普及，二者結合締造了郊區化城市。所有的中心大城市都突破了原有結構——長期以固定的公共鐵路交通系統所支撐的區域發展結構。城市空間向這些公共交通可涉及的區域肆無忌憚地迅速擴張，許多高產的農田和風景優美的地貌被逐漸蠶食掉。當然，受財政供給的基礎設施配置也在城市擴張運動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增設的基礎設施費用由納稅人支付，而并非是新建區業主直接負擔。盡管對于新建區的人口來說，這些基礎設施的配備相對滯后，但他們置業的首款可以大大低于非財政支持的基礎設施所攤的費用，私有物業主可以輕易越過支付地區配套建設所需高額費用的屏障。

　　大城市對非建設用地的侵略擴張就是這些經濟力量及分配政策下的產物，承擔著大城市交通運輸職責的公共交通在城市功能中的份額急劇萎縮；為滿足私車出行的服務要求，零售商業設施的布局隨之調整，每個地方停車方便與否成為首要因素。商業中心的布局越來越分散，“大盒子”似的大型購物中心（mall）在“城區外”的各個地方迅速增生。

　　4 戰后的大城市規劃模式

　　大體來講，戰后澳大利亞中心城市規劃基本策略與這種以私車出行為主的城市發展模式一致，主要的任務是 “預測和提供”道路空間以及與人口和財富增長相配套的基礎設施，對其消費價格體系的管理和制度性改革的要求卻很少。在城市規劃研究中工程及建筑等物質規劃概念仍占主導地位，而不是對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研究。一個關鍵的城市規劃議題就是如何保留非城市化區域的“生態空間”，以及對后來被視為中心城市老城區衰敗的管理研究；這種衰敗是向往鄉村田園生活的大批城市居民的外遷所導致的。于是許多城市開始著手全面改造舊城“貧民窟”區域。

　　下圖濃縮了這段時期城市規劃的主要原則。大城市發展區域突破了過去公共交通所限制的城市邊界。規劃目標并不是為了限制城市發展區的擴張，而是要引導城市按指定的經濟走廊發展，合理布局新建的基礎設施，保證民眾對楔形綠地的擁有。澳大利亞的幾個大城市都相應增補了城市發展走廊規劃，它包括以快速路網為主的交通系統規劃，舊城歷史保護、城市公共綠地、濱水景觀等專項規劃。因為許多專家相信“勒·柯布西耶”模式的舊城改造建設可以使之恢復功能，成為比新區更具優勢的魅力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