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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上應對氣候變化的主張和我國的立場

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氣候大會呼吁保護氣候；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確立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確定了發達國家2008—2012年的量化減排指標；2007年12月達成的巴厘路線圖，確定就加強《公約》和《議定書》的實施分頭展開談判，并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舉行的締約方會議上取得成果。

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成為各方關注焦點。落實巴厘路線圖的談判已進入關鍵階段，談判的核心是要不要堅持《公約》、《議定書》和巴厘路線圖，發達國家要不要繼續率先減排，如何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公平原則。總體上看，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基本格局未發生根本性變化，還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矛盾焦點還是減排責任分擔、資金提供和技術轉讓。

發達國家主張全球升溫與工業化前相比不超過2℃，205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減半，要求所有國家都應當采取有意義的行動，弱化自身減排責任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支持的義務，對發展中大國提出量化減排要求，并將氣候變化問題與國際貿易掛鉤，醞釀對進口產品加征碳關稅。發展中國家提出，發達國家應當對造成氣候變化承擔主要責任，一是其工業化過程中大量無約束排放，二是其當前人均排放居高不下，人均歷史累積排放更是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幾倍甚至幾十倍。發展中國家強調《公約》的主渠道地位，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堅持按巴厘路線圖授權，加強《公約》和《議定書》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堅持發達國家按《議定書》繼續率先大幅度量化減排，并切實兌現提供資金、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支持的承諾，發展中國家將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并在發達國家資金、技術轉讓支持下采取符合國情的減緩氣候變化的政策和措施。

面對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我國以對中華民族和全人類長遠發展高度負責任的精神，充分認識到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主張通過切實有效的國際合作，攜手努力，共同應對。我們認為，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應當堅持《公約》和《議定書》基本框架，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堅持可持續發展。哥本哈根會議應嚴格遵循巴厘路線圖授權，進一步加強《公約》及《議定書》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統籌考慮減緩、適應、技術轉讓和資金支持。一是發達國家應當在《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繼續承擔大幅度量化減排指標，作為整體到2020年在1990年水平上至少減排40%，未批準《議定書》的發達國家應當承擔可相與比較的減排義務。二是發達國家切實兌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支持的承諾，并作出相應的機制安排。三是發展中國家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在發達國家技術、資金和能力建設的支持下，根據本國國情采取適當的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我國將在《公約》和《議定書》的基礎上，按照巴厘路線圖的要求，從國情和實際出發，承擔與我發展階段、應負責任和實際能力相稱的國際義務，實施強有力的國內政策、措施和行動，為保護全球氣候作出應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