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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從基層勞動 到升任園林局副局長

　　“64年底我研究生畢業時，北京市園林局正承擔著發展菊花的研究課題，而我研究生所選的研究課題正好是菊花，于是我就被分配到了北京園林局工作。”張理事長繼續向記者講述著。

　　“64年底65初，極左思潮已經開始，您可能也會感受到吧？”記者問道。

　　“在我身上已經完全體現出來了。”張理事長回答著：“我被分配在市園林局下屬的花卉處，然后又下到一個實驗花圃負責菊花引種。做為最基層的花圃，這里條件非常艱苦，干打壘的苗圃、木板房的辦公室，三九天，天寒地凍，木板房冰冷刺骨，我只能圍著火爐整理技術資料，培植菊花要用手堆放馬糞，因此更多的時間我與工人們一起從早到晚干著又臟、又累、又苦的勞動，但當時自己并未感到很苦，與這些純樸的工人在一起勞動我不僅學到了許多實際動手栽培技能，還從他們身上感受并學到了很多質樸的美德，使我與園林工人建立了一種真摯、樸素的情感。”

　　“我想這種情感十分重要，這對您日后擔任園林局領導是十分寶貴的。”記者說道。

　　張理事長認真地點頭后繼續道：“我在實驗花圃干了一年后，花圃的場長支援三線去了銀川，于是，我被破格提升為副場長，主管生產。但好景不長，才干了半年，文革就開始了，因為我是副場長，又是花卉處的團支部書記，因此被做為封、資、修培養的黑苗子，下放到更加基層的班組勞動。四年的勞動使我進一步加深了對一線工人的了解，他們對工作的熱愛、敬業與無私奉獻，使我深受感動，這也是我一生堅定地熱愛并從事園林事業的重要的一部分動力。”

　　“人一生在一個單位、從事一個職業，確實需要對這一職業極大的喜愛，沒有這個強大的動力，是很難做到的。”記者認真地說道。

　　“72年恢復了我副場長的職務，從這一時期開始，我陸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并有一定影響力的工作。”張理事長繼續道：“毛主席紀念堂修建前紀念碑南側有兩大片花帶，每年的'五.一'、'七.一'、'十.一' 我要帶領實驗花圃場的技術員、工人設計、培育、移植各種花木，布置這兩大片花帶，當時人員很少、技術與設備也非常落后，我們將花木裝入柳條筐中，腳蹬人力平板三輪車，將花木一車車、一筐筐從天公園拉到天安門，再完全用人工將花木種上。不僅要種活，還要將花帶設計得高雅、大氣、美觀。”

　　“紀念碑南側的兩大片花帶與一大片松柏林，我記得很清楚，印像很深，那時，對于整個北京城來說，這里是最美的廣場園林，平日這里人群川流不息，每到節假日更是人潮似海，這里當時是北京的一個靚麗的窗口，也是全國的一個美麗的亮點。”記者感慨地說道。

　　“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三位偉人去世的76年，我帶領大家為偉人們的追悼會會場的布花，編織鮮花花圈，以及為毛主席紀念堂的布花做出了努力，做了貢獻。能用我們親自設計、親自培育、親手布置的花卉為三位偉人送上最后一程，這讓我與同事們都感到很光榮、很自豪。”張理事長充滿真情地說道。

　　“能親自為這三位偉人送行確實是一種榮幸。”記者感慨地說道。

　　張理事長繼續道：“改革開放后，我所在的位單升格為處級建制的北京花木公司， 我也升任了花木公司副經理，主管生產與技術。這一時期北京許多重大活動的用花、布花均由我負責并帶領花木公司員工承擔完成。到了83年由于北京市園林局領導干部年齡結構老化，急需補充知識型的年青領導，經過全局上下的民意測試，我被提升到副局長的領導崗位。而這一民意測試的全過程，我當時全然不知，是事后才知道的。我的性格原本應該是完全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但國家的需要將我推上了領導崗位，我深信在這個偉大的時代，自己決不會辜負這個時代，應該能干出一番事業。”